我随母亲沪上购药历险记

我家有一个鼓状木桶，高45厘米，口径30厘米。上有圆盖，桶腰有四个可系绳带的铁环。这个看上去很不起眼的木桶，却是母亲做小生意的有力助手。日伪时期对解放区实行物资禁运，在关隘、码头，车站盘查得很严，母亲就是靠这个木桶多次躲过敌人的眼皮。有一次，母亲为了抢救一个因抗日受伤的新四军战士她到上海购买一种特效药，通过戒备森严的码头时，也是这个木桶的掩饰下巧妙地蒙过日伪军警。

那是1943年的秋天。在狙击日伪的一次扫荡中，新四军的一位副连长为掩护战士转移，身负重伤。他被群众救起用担架送到我的姨夫陈树森开设的诊所里抢救。我的姨夫是苏中的名医，和新四军交往密切。解放以后先后担任上海纱厂医院院长和解放军总医院中医科主任。他见是新四军战士，连忙抢救，取出子弹，进行包扎。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查，连夜将伤员送到我家，交给我母亲负责护理照料。我的母亲当时担任党的地下秘密情报员，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一任务。

隔了两天，姨夫前来为这位抗日勇士换药，谁知解开绷带后，发现伤口红肿溃烂伴随全身发热。姨夫说，必须立即施用一种叫做“盘尼西林”消炎杀菌的特效药，否则伤者会有生命危险。而这种药当时只有到上海才能买到。但是去上海要通过重重关卡，风险很大，姨夫知道我母亲经常跑上海做小商品生意，熟悉通关环节，只有她，能够担起重任。为了人民子弟兵我母亲毫不犹豫地接过姨夫开的药单和药费，拿了两件衣服往木桶里一塞，就牵着我的手上路了。

到了上海以后，很顺利地买到‘‘盘尼西林’’。找了一个小旅馆，母亲把木桶拆开，这时我才发现木桶的秘密。原来桶壁的每块木板都被掏空了，母亲将药品用棉絮包好藏入板洞内，再把木板拼凑起来，箍成桶，从外表看与其他同类木桶没有什么不同，一路上，母亲把木桶看得很紧，叫我坐在桶盖上面，人不离桶，桶不离人。第二天上船回苏北，在敌占区一路上查得并不紧，但是船靠龙窝时气氛突然变得十分紧张，码头上穿黄狗皮的日伪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凡是从船上登岸的旅客都要被从上到下，从外到里抄身。有几个被查获携带违禁品的旅客，不但物品被没收，而且还遭到毒打和拘捕。有个旅客小声告诉母亲:“凡是带往那边的......特别是药品，绝对不能运过去。”，他边说，边向前后左右看了一眼，并伸出4个指头表示“那边”就是新四军。母亲一听，装着没事的样子说：“我们不做违法的事，怕什么？”

母亲看到检查如此严厉担心难逃过敌人的毒手，就贴着我的耳朵说嘱咐我在日本鬼子查我们时必须如何如何，要装得很像不能让敌人看出破绽。“有妈妈在身边，不要怕。”这时，排在母亲前面待查的只剩下两个人了，在这紧急关头，母亲在我屁股上捏了一把，我心领神会地突然大叫起来：“妈妈，我肚子疼，要撒屎啊！”说着解开裤带，蹲下身来，码头上怎么能随地大小便，旅客们都捏着鼻子向旁边避让。日本鬼子看到检查受到影响，连忙握枪走了过来，恶狠狠地要将我拖走。母亲见状，赶忙将手中拎的木桶掀开盖子，叫我坐在桶上说：“把屎撒在里面，快一点，人家嫌臭啊！”说着自己也捏着鼻子站在一旁。日本鬼子看到我们这一作弄，拖延了对旅客的搜查，日本鬼子就用生硬的中国话斥责母亲：“你的小孩，臭的，不许，滚——”并用枪拐对着我捣来，母亲连忙用身体挡住，顺手在地上拾起了一张废纸，为我揩了屁眼，并将废纸丢在桶内，盖上盖子。母亲一手拎着木桶，一手搀着我，站在一旁等待搜查。有个伪军捏着鼻子走过来吼道：“太君叫你们快滚，还看什么？”母亲见到对我们不搜查了，连忙就拖着我拎着木桶迅速离开码头。

母亲急中生智，叫我假装撒屎，利用日伪军警嫌恶心理而蒙混过关逃脱了日伪军警的盘查，顺利完成了购药任务。姨夫接到药水以后，立即就给伤员用药。特效药真是神奇，用药仅仅两天，体征就大大好转。体温恢复正常，伤口转为鲜红，开始收敛。一个月后，这位抗日勇士能够下床活动了。他归队心切，执意要走。姨夫与地下党组织联系后派专人把他送往盐城。临别时，他对姨夫和母亲说：“救护之恩永世不忘。”并抱起我，亲了又亲说：“好兄弟，我马上就会回来！”我也深情地对他说：“哥哥，我等你。”

岁月流逝，物是人非，当时年仅7岁的我所发生的那件事，过去70多年，现在，回忆那段历史，依然历历在目。如今，我的母亲和姨夫已经作古，然而遗憾的是那位抗日勇士的下落也一直没有打听到。“抗日勇士请你接受我这个耄耋老人的遥远的祝福：愿你安享太平盛世的幸福与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