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我的班

我的母校——江苏省溱潼中学，位于江苏中部平原的里下河水乡，北纬32°39′，东经120°05′，现属泰州市姜堰区，我的班——1966届高三班。因为我们这届处于国家困难时期，招生指标压缩，只有一个班，所以直称高三班。

要说我的母校溱潼中学，先得说溱潼。

溱潼位于县境的东北隅，是里下河的一个水乡集镇，四面环水，面积仅0.54平方公里 （1986年溱潼乡、溱潼镇合并，称溱潼镇，面积38.48平方公里）。  

据史料记载，溱潼原名秦潼，何时变为“溱潼”？民间传说，乾隆帝下江南时，见“秦潼”到处是水，一时兴起，就把“秦潼”改成了“溱潼”。从典籍考证，确是起始于清朝，因为其“四境图”中有“溱潼”字样。也许由于习惯，清朝较长时间，地名仍袭用“秦潼”。清朝汪琦、吴嘉纪等的诗中也是如此。直至清末民初，终因秦潼地处水乡，四面环水，才普遍采用“溱潼”这个地名。

这一改，地名里滴得下水来，韵味十足，但此“溱”者，非“秦”也。“溱”在《诗经》中为水名，读[zhēn]，并无其它读音。

当地的文人真能通融，写是写“溱[zhēn]潼”，读还是读“秦潼”，造成了独特的字与音不同的“一字两制”文化现象。不过，较真的人还是有的。如大书法家高二适是本地人，他的书法代表作《秦潼道上闻子规》就坚持将“溱潼”“溱湖”写成“秦潼”“秦湖”。

 20世纪60年代中期，刚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不久的溱潼人鲁国尧，心系桑梓，写信给国家语言学家和部门，提的建议被采纳，给“溱”字增加了一个读音，“溱” [qｉn]的这一读音才合章合典。现在要是你查字典上的“溱”字，就有两个条目：[qｉn]溱潼（Qintong），地名，在江苏。[Zhēn]古水名，在今河南。2005年在宣布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时，主持人把溱潼镇读成[zhēn]潼镇，那是不小的“失误”了。

溱潼地方不大，如今有3项“世界级”遗产。一是“溱潼会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最大的水上庙会。溱潼会船节每年清明节后举办，船有篙船、划船、花船、贡船、拐妇船等5种500多艘，水上操船、演出者上万人，岸上观赏者10万人。二是“全球茶花王”，由国际茶花协会于2005年3月5日认定，植于宋代，距今800多年，每年开花（大红金心）3—4万朵。三是“药师塔”，高81米，三面药师佛铜像，高36米，用铜500余吨，是世界最高的水上三面药师佛塔。古有（清乾隆期间）“兄弟武状元”，今有“兄弟两院士”。

再说溱潼中学。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不到半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国民政府西迁，江苏省政府流亡苏北。次年苏北各较大城市也先后失守，自此，江苏绝大多数省立中学被迫停办。江苏省教育厅先后在苏南、苏北建立了几所省立联合中学，不久迫于战争形势，西迁或解散。此后，在苏北各游击区设立了4所临时中学和3所临时师范学校。这些学校大都时办时停，或有始无终，唯有顾仁铸(字介希，1905—1971)校长于1938年夏，在溱潼创办的江苏省立第一临时中学（中有转移）有始有终，坚持到抗战胜利。1939年春，“私立溱潼初级中学”成立，顾仁铸兼任校长，其后，“溱潼初中”办学不断，直至1958年7月招收高一新生两个班，更名为“泰县溱潼中学”，校长陈万庆。1959年9月，校址迁至溱潼镇西部湖心的夏家汪大圩垛至今。

1960年，溱潼中学发展成为从初一到高三共15个班级、850名学生的完全中学。在陈万庆校长的领导下，艰苦创业，严格管理，严谨治学，教学质量逐年提高，位居三泰地区的前列。1960届初中全县统考成绩冠军（时两泰合并为泰州县）；1962届高校录取率50%，大部分是重点大学，居三泰地区前列；1965届高考录取率70%，列扬州地区前列，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来函祝贺。

溱潼中学校友遍布世界各地，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省部级领导、军官、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各行业专家、劳模等等，当然也有众多有文化的劳动者。

母校的风光令人难忘。溱湖中的一个“全岛”，面积百亩，一条人造大堤（5·4长堤）与古镇相连。如果化大境界为小景，美丽的校园就是水里游动的一条蝌蚪，是文字间停顿的一个 “，”（逗号），是手中放飞的一只风筝……在那里，悠悠烟水，依依垂柳；闲闲鸥鸟，泛泛渔舟。绿水碧波绕校园私语，红墙黛瓦坐树间思索。吴嘉纪、郑板桥、蒋鹿潭直至于右任等都曾在校园附近泊舟，留下或清丽或忧伤的诗和词，湿漉漉的；黄桥决战前夕，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管文蔚也在校园西边船上，他没有吟诗，而是与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在那里成功地进行了水上商谈……在校时感觉不深，离开后方才感情用事地醒悟：啊，原来母校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

最后来说我们班。

历史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7年“教育方针”培养的最后一届高三毕业班，因1966年高考废止，后部分同学成为1977、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77、78、79级（两同学1978年录取，被延期至1979年入学）学生。

人数、性别：1963年下半年，因为处于困难时期，招生名额缩小，在里下河十多个公社、及姜堰、溱潼2镇只招了一个高一班，录取50人，备取2人。班上除泰县人外，还有东台县1人，兴化县3人。后来1人（张国富）转学，1人留级（刘锦业），2人（孙同友、莫宏顺）退学，而上届先后有6人（宋凤池、孙之茂、倪玉龙、王明礼、张棣华、管庆英）停学插入，其中1女生（管庆英）退学，东台时堰中学转来1女生（全畅），高三毕业时男生40人，女生12人，共52人。

出生年：1944—1948年，分别是3人、4人、12人、23人、10人。

姓名：取2字的仅7人，余45人皆3字。

有5对（10人）2字相同：张顺—张顺益，王金容—王金钰，王振汉—王家振，刘德仁—刘觉仁，徐晓春—徐景春（女）。

52个姓名中，有“英”“珍”“明”“振”“泽”“春”“仁”“金”“玉”“祥”者皆2人，有“德”者3人、“顺”者4人，有“林”者竟然5人。

共28个姓氏，其中方、贲、储、顾、倪、曹、潘、齐、全、沈、唐、田、肖、许、移、左等16个姓各1人；高、程、花、姜、李、宋、严等7姓各2人；孙、张2姓各3人；刘、徐2姓各4人；王姓8人。

户口：城镇26人（占全班1/2），1968年23人插队；农村26人，全部回乡。

高考：1966年全班2人体检不合格，50人参加高考（其中学校慎重推荐1人报考北京大学，9人报考清华大学），因停考未进入考场；1973年1人被推荐上大学，1974年1人被推荐上中师；1977年冬高考恢复，12人参加；1978年，11人参加（其中1人是1977年落榜者），被录取者分别在高中毕业11.5年、12年和13年后进入高校读书。

升学：20人（本科9人，专科8人，中师3人），其中，被推荐2人；参加1977年高考录取本科7人，专科1人，中师2人；1978年录取本科2人，专科6人。两年22人参加（潘宝国2次），录取18人（4人未录取，2人因病，2人因是公办教师）。

行业：教师20人，企业12人，公务员11人，事业技术人员7人，个体1人，农民1人。在1977年高考恢复之前，种田、踏草绳、种平菇、教学、当兵、当干部、记账、设计、绘图、照相、采购、采访、做砖、烧窑、做木工、车工、钳工、缝纫、船工、挑河工、铺轨工、赤脚医生、营业员、经理等等，为了生计，52个同学从事过上百个工种。

工作地点：北京1人，南京4人，地级市9人，县城15人，乡镇22人，村组1人。

工龄：若是正常高考，本科4年，一般工龄从1970年算起，2004年到2008年退休，工龄35到39年。因为高考废止11.5年，又有同学高中毕业后12年高考，凡原来是农村户口的，且一直干农活的，工龄就少了12年。而原来是城镇户口的，工龄从插队的1968年算起，他们的工龄反而多了2年。这应该是明显的“户口歧视”。

职务：厅局级1人，正处2人，科级及科级以下8人，私营业主1人。

职称：正高4人，副高13人，中级15人，初级2人。

婚姻：3对同学夫妻（严德明、张棣华；肖苏林、王云秋；田式光、徐景春）。

患难之交，情感深挚，动乱嫌隙，涣然冰释，兄弟姐妹，守望相助。几十年来，我们这个班的同学联系不断，出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1966年，高考废止，中国最有培养前途的百万人受到了“群体性伤害”，此后这一伤害延续了11年之久。读过余秋雨的短篇散文《老三届》、莫砺锋的纪实长篇《浮生琐忆》，听过钱文忠的演讲《老三届》，我们这个班是“老三届”（6届）中年级最高的毕业班。人与时代息息相关，我们这代人都曾经“不幸运”，我们的许多经历和行为今后难以再现。在老去的时候，我们能为社会留下什么有益的东西？2016年高中毕业五十周年聚会前的2015年，我执笔写给同学们的一封信中，建议大家用文字回首人生。在编写时，我进一步想到：试图在中国留下一个“1966届高三班完整的群体样本”，同样，也留给世界。本书分“艰难求学”“高考废止”“恢复高考”等10章，前9章仿佛是召集健在的44位同学开了9次座谈会，有话者发言，无话者倾听；第10章“怀念同学”是我与王振汉采访、回忆而成的“追记”文字。

北京大学2017年开学典礼，教师代表孙祁祥（女，上山下乡知青，现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作欢迎词。她说：“同学们从幼儿园到小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你们‘按部就班’地走到了今天，应当说非常幸运。要知道，我这一代人在我曾经历过的那个青年时代没有你们的这份幸运，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青年人没有你们的这份幸运，所以你们应当对你们得到的这份幸运格外珍惜。”

回望一代人的命运转折，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2017年12月4日—8日，CCTV中文国际频道《国家记忆》推出5节纪录片《高考1977》。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冲破历史的禁锢，拍板恢复高考，这一决策改变了中国数百万青年的命运，无数个“他们”又改变了整个国家的面貌。

我们回忆写书的行动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也恰好切合当下的时代需要，更与国家主流媒体不谋而合。把我们曾经的“不幸运”埋入历史，用我们曾经的“不幸运”让后人珍惜。